序

我們總愛過分強調我們之間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別，我們的仇恨，那真是大錯特錯。如果人類想要得救，我們就必須著眼于我們的相通之處，我們和其他一切人的接觸點；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避免強化差異。
博爾赫斯

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我在2005年2月28日和3月13日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所做的四次亞歷山大演講，整理成書時只對原講稿稍做了一些修改。除增加幾個例子，在論證方面稍做擴充之外，我盡量保留講稿原貌，希望讀來仍然有口頭說出來那種感覺。英文版原書于2007年初由多倫多大學出版社在加拿大出版，中文稿是按英文原稿重新寫出的，使本書與英文版大致同步發(fā)行。
在內容方面，本書與亞歷山大演講系列叢書中以前諸種都有所不同，因為傳統(tǒng)上亞歷山大演講乃注重西方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相比之下，本書討論的文本則超出西方范圍，在東西方比較研究的背景上來展開討論。不過這也就構成一個相當嚴峻的挑戰(zhàn)，因為一般人對東西方比較研究往往持懷疑態(tài)度，有人甚至覺得東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毫無可比之處，所以東西方比較根本就不能成立。在今日的學術環(huán)境里，知識的發(fā)展已分門別類到相當細微的程度，不同門類的知識領域之間又各立門戶，壁壘森嚴，結果是學者們都不能不成為專治一門學問的專家，眼光盯住自己專業(yè)那一塊狹小的地盤，不愿意放眼看出去。專家們 往往眼里只有門前草地上那一兩棵樹，看不到大森林的宏大氣魄和美，反而對森林抱著狐疑，投以不信任的眼光。然而除專家們對范圍廣闊的比較普遍表示懷疑之外，東西方比較研究還面臨著一個更大的挑戰(zhàn)，那就是有許多人，包括許多學者，都常常習慣于把東方、西方或東方人、西方人當成建構思想的概念積木塊，粗糙籠統(tǒng)地累積起來思考，好像東方和西方、東方人和西方人這類概念，都是些根本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東西。強調文化差異非此即彼，不僅在思想上似乎對稱而具吸引力（更不用說區(qū)分優(yōu)劣高下而具吸引力），而且可以讓人節(jié)省腦力，很容易針對一個異己的他者來確立自我，而不必費心去調查個案，去仔細審視東西方不同文化傳統(tǒng)在觀念、意象、主題和表現方式上的對應、交匯甚至重合之處。
習慣于用籠統(tǒng)粗糙的概念積木塊來思考的人，一定覺得做這種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相當不舒服，因為這類調查必然會模糊各種定義的界限，使整個畫面變得十分復雜。也許就因為如此，尤其在西方，仍然缺少有分量的東西方比較研究的著作，而簡單化、臉譜化的文化差異常常被充作文化傳統(tǒng)最重要的特征。此書之作，就正是針對這樣一種背景提出另一種意見，強調東西方文化和文學在各方面的契合與類同，而不是專注于極端的區(qū)別或根本的差異。
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當然存在差異，可是差異不僅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間，也存在于同一文化范圍之內。在中國，儒家文化強調倫理政治方面的禮樂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就迥異于道家主張無為與順應自然，也不同于佛家信仰因果和來世，希求脫離人世眾劫輪回之苦而達于涅槃至境。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來說，唐詩雖然格律謹嚴，卻直接抒發(fā)性情，自然天成，就不同于宋詩中一些大講性理、空發(fā)議論之作；而杜甫之凝重沉郁，關心民間疾苦，也不同于李白之恣意豪放，馳騁想象而肯定自我。在西方也是一樣，天主教的信仰不同于新教；法國戲劇家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主義也不同于莎士比亞之注重自然�；蛘呓栌脝讨�·史丹納的話來說，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所體驗的中世紀，有別于拉斐爾前派所模仿的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柏拉圖主義不同于雪萊的柏拉圖主義，荷爾德林（Hlderlin）筆下的俄狄浦斯（Oedipus）既非弗洛伊德的普遍個人，也不同于列維-施特勞斯（Lévi-Strauss）所理解的那個瘸腿的巫師。不僅在不同文化傳統(tǒng)之間存在差異，在同一傳統(tǒng)甚至同一時代的詩人和作家們之間，確實也有各種差異。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決然對立，都實在是騙人的假象。
在差異之上，當然也還有令人驚訝的交匯與類同。然而這本小書的目的不僅在于展示東西方在觀念和主題表現上的契合，而且還要提出一個更強的觀點，即只有通過東西方比較研究跨文化的視角，才可能獲得某些批評的洞見。如果不超越單一文學傳統(tǒng)有限的視野，我們就不可能有開闊的眼光，來縱覽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各種表現和無窮的可能性；而我們一旦跨越文化差異的鴻溝，有了開闊的眼光，再回過頭去反觀許多文學作品，就會發(fā)現有些東西我們過去竟然沒有留意到，也毫無批評的意識。我希望本書范圍較廣的舉證，可以證實這一說法，而獲取眼界開闊的批評見解，又可以證明本書所做的東西方比較研究自有其價值。
本書以我所做亞歷山大演講為基礎，在修訂成書時，我要感謝邀請我在2005年做此演講的多倫多大學之大學學院院長保羅·佩龍（Paul Perron）教授以及多倫多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阿米爾卡雷·揚努齊（Amilcare Iannucci）教授。他們的邀請使我深感榮幸，也深覺謙卑，因為我完全了解，這是自1928年亞歷山大演講設立以來，第一次邀請一位來自東方的學者做此頗有聲望的系列演講。但我絕不認為自己是在許許多多西方著名學者之后，作為東方的代表來做此演講的。事實上，本書一個主要的論點正是要暴露集體式代表觀念的謬誤，那是一個相當常見的錯誤，即完全抹殺個人的種種差別，把具體的個人都歸納在東方和西方、東方人和西方人這類粗鄙的概念積木塊之下。
由于本書是亞歷山大演講系列中第一次從東西方比較的角度，討論范圍較廣之各類文本，開篇第一章就要為這種廣闊范圍的比較研究奠定基礎，所以便對文化不相通的觀念，即對以東西方為南轅北轍、毫無共同之處的觀念提出批判。本書第一章通過論證這種不相通論的內在困難，指出在東西兩方都有人提出這同樣的論述，對這一論述本身構成反諷，由此證明我們需要范圍廣闊的視角，來理解和鑒賞不同的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后面三章就在此基礎上，通過討論個別主題和文本的具體細節(jié)，進一步展示跨文化理解的合理性和意義。第二章首先考察以手指月以及將人生比為旅途的比喻，然后討論文學中珍珠的意象；第三章論述幾篇中文作品中以及《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毒藥與良藥的辯證關系；最后第四章探究圓圈和圓球的意象，考察在各種宗教、哲學和文學的文本中展現出來的那種周而復始、反而復歸的循環(huán)運動概念。全書各章通過意象和觀念互相關聯，勾畫出文本的碰撞和主題相似的輪廓，展示東西方文學和文化在概念構想和表現上的相似點，那種不期然的契合和同工異曲之妙。
我要感謝邀請我的主人和許多朋友，他們使我在多倫多度過十分愉快的一段時間。我特別要感謝約翰·塔爾克（John Tulk）博士和亞歷克斯·基辛（Alex Kisin）先生，感謝他們的熱情支持和友誼。我曾和幾個朋友討論過書中的一些想法，其中我要感謝蘇源熙教授給我有益的評論，我尤其要對我的老朋友唐納德·斯通（Donald Stone）教授表示由衷的謝意，他讀過全書初稿，給我很多鼓勵，并提出有益的意見。本書中有很多想法，都是受錢鍾書先生著作典范的啟迪，而我二十多年前有幸在北京與他相識，不時聆教，在我將是永遠的鞭策和鼓勵。我謹以此書紀念錢鍾書先生，以此表示我對亦師亦友的錢先生的景仰和懷念，感謝他為后輩學子在尋求東西方跨文化理解的努力中，樹立了最有感召力的典范。

張隆溪
于香港九龍瑰麗新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