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與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化（套裝上下冊）》：
　　1.斯密對政治經濟學對象與方法的理解
　　在通常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代，主要的理論貢獻者幾乎為英國人所壟斷，其中最著名的是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
　　在對經濟學范圍的認識上，斯密對解釋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感興趣。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中將決定國民財富的力量、培育經濟增長與發(fā)展的適宜的政策，以及通過市場力量有效協(xié)調大量經濟決策的方式等問題，整合到這一部著作中，構筑了一個經典模型。正因為如此，后來的經濟學家習慣于將斯密描述為對決定經濟增長的力量感興趣的宏觀理論家。
　　在《國富論》中，斯密向讀者保證他的經濟成功模型將導致“普遍的富裕擴展到最底層的勞苦大眾身上”①。斯密從討論財富和繁榮如何通過市場資本主義被創(chuàng)造出來，開始了他的偉大著作。斯密強調了這一自我調節(jié)體系的經典模型的三個特點：自由：生產和交換產品、勞動和資本的權利；自利，做自己的事并利用別人自我利益的權利；競爭：在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交換中競爭的權利。斯密確信他找到了創(chuàng)造“普通富�！钡恼�確的“經濟學”。他稱其模型為“自然而自由的簡潔制度”②。后來的經濟學家稱之為“古典模型”。
　　就經濟學方法而言，因斯密所處的時代，尚不存在學科的清晰界定。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倫理學都被當作真理統(tǒng)一體的不同方面，而非單獨的學科來對待。這種多學科統(tǒng)一的方法，除了使斯密及其同時代的人能夠很容易地把今天所稱的實證分析與規(guī)范分析統(tǒng)一在一起，還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后果：斯密同時代的研究社會科學和道德知識的人認為，牛頓在物理學中所建立的科學的嚴密性，在他們自己努力的主要領域中也可得到實現。正是這一后果，造就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征。這種特征，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斯密問題”中表現得最為清晰。所謂的“斯密問題”，即《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對比懸殊、相互矛盾的問題，在現代有不同的表述形式，比如說斯密是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更為常見、但純屬誤解的對這個問題的另一種表述是，認為斯密主張在強調市場利益的同時，也支持市場經濟要講道德。事實上，“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他的《國富論》包含了他自己對于道德和社會牛頓主義的說法”①。在兩本著作之間，存在重大的關聯(lián)，每本著作都由一個統(tǒng)一的原則所整合。在道德世界，同情共感完成了這種整合；在經濟世界，自利實現了這種整合。斯密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典型特征，在于將政治經濟學這一新學科植入一個牛頓式的宇宙之中，經濟體系和諧、有益，社會從個人追求私利的無意結果中得益。盡管并非所有的古典經濟學家都遵循斯密確立的模式，但是自然法、天賦權利和牛頓式的自然秩序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典型特征。而這也正是馬克思為什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認為“庸俗經濟學”也存在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中的原因之一。
　　此外，斯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將演繹推理與歷史描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斯密的理論模型缺少優(yōu)雅與嚴密，但是，斯密對經濟體中的相互關系和經濟體系運轉的描述，以及他將歷史事實或實例綜合進經濟分析中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這種研究方法的特征，可以在斯密對自由放任的研究中得以很好地體會。在有關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的爭論中，堅持抽象分析的現代經濟學家，會在抽象模型的基礎上斷言，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將導致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原因是在長期中，競爭性市場條件，會使廠商以最低的平均成本組織生產。而主張干預的一方，同樣會以抽象的理論模型為基礎，借助于外部性等第三方效應之類的理論構建，主張政府干預。而把演繹推理和經驗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斯密，在主張自由放任時，既依賴于市場如何產生某些有效率結果的理論模型，也依賴于對歷史與制度環(huán)境的分析。對重商主義思想的抗議，對經濟現實的觀察，使得斯密關注的問題是：經驗是否表明政府干預將比市場不受阻礙地運行會產生更好的結果。這種分析方法，使斯密既主張自由放任的模型，也承認市場經常性地不能產生理想的社會后果。斯密的經驗研究和歷史感使得他能夠容許自由放任的許多重要例外。比如，斯密說，“隨著勞動分工的進步，大部分靠勞動為生的人的職業(yè)，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職業(yè)，就局限于少數極單純的操作……一個人如把他的一生全消磨于少數單純的操作……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了”②。斯密的這一段落經常被引用，“人們認為它是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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