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無小事”，外交活動事關國家利益、榮譽和尊嚴，甚至是國家的生存和發(fā)展。經歷了百年屈辱歷史的中國人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也因此極為重視外交研究。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就已出版了楊振先的《外交學原理》、劉達仁的《外交科學概論》等現代外交學研究著作。1949年11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更是明確指出了中國外交研究的任務——“我們應當把外交學中國化�！敝芏鱽恚骸吨芏鱽硗饨晃倪x》，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經過多年努力，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從作品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又先后出版了楊公素的《外交理論與實踐》、魯毅等編著的《外交學概論》、黃金祺的《概說外交》、金正昆的《現代外交學概論》等外交學理論專著；在中國外交史研究方面，退休的外交官紛紛著書立說，描繪了新中國外交的一幅幅生動畫面。然而，盡管如此，中國外交學研究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外交學具有與生俱來的重實踐、輕理論的原罪。在外交官的作品中，都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傾向：一個好的外交官應該具備什么素質？如何才能更好地進行外交活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公元前4世紀古代印度考提亞寫了《政事論》，1436年法國圖盧茲市的市長伯納德·杜·羅伊斯爾（Bernard du Rosier）編寫了第一本歐洲外交實踐的教材——《大使的小故事》(Short Treatise About Ambassadors)，1620年西班牙學者、宮廷侍臣兼外交官唐·璜·安東尼奧·德·薇拉(Don Juan Antonio De Vera)出版了《大使》(El Embajador)一書，荷蘭外交官亞拉伯罕·威克福寫作了《大使的職責》(L�餉mbassadeur et ses fonctions)一書，英國外交官薩道義1917年出版了《外交實踐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一書。這些理論研究遵循著固定的模式，幾個世紀很少有本質的變化。在當代國際關系學不斷發(fā)展完善后，外交與國際關系如何分野，外交能否建立嚴謹學科體系和研究規(guī)范，都成為外交學研究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第二，外交的參與主體數量增加，形式日益多樣化。一是主權國家數量的增多。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就一直處在不斷的擴張之中：截止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主權國家的數量還不到100個，但是到1985年這一數值就上漲到159個，而到2011年已增加到193個。二是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影響日益擴大。以國際組織為例：一戰(zhàn)前，大約只有50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和170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到1940年這個數目分別增長到80和500個；而20世紀90年代初，全世界國際組織已經增至近5000個，其中，政府間國際組織約300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約4600個。See,Charles W�盞egley，Jr�盿nd Eugene R�盬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New York:St�盡artin�餾 Press，1993,p��155�睆幕顒臃秶鷣砜矗瑖�際組織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保等各個領域，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國際組織的活動。此外，從影響力方面來看，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力也在逐漸擴大。這些都是外交發(fā)展中前所未有的新現象。三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片面的國家利益受到了相互依存的挑戰(zhàn)，“相互依存”、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的潮流。
　　第三，網狀外交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體現了當代國際關系新格局下外交發(fā)展的新趨勢。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條件下，國家間聯系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增加，同時權力也發(fā)生了世界范圍的轉移和彌散。具體來說，一是在國際關系中，權力從近代以來居于主導地位的西方世界向東方國家轉移；二是在國家中，權力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彌散。在上述條件的相互作用下，外交作為國家之間關系的紐帶，呈現出多元化特征。在各國中央政府主導外交事務的同時，聯系一國政府與外國公眾的“公共外交”，聯系一國民眾與他國民眾的“民間外交”，聯系不同國家地方政府的“城市外交”等等，不斷興起。國家之間的關系由單一線性聯系變成了多層次、多軌道的網狀聯系，即國際政治從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變成了網狀政治（Politics among Networks）。其次，國際相互依存的迅速發(fā)展，改變了國家間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模式，國際體系的完善呼吁建立新的機制。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外交活動不再是冷戰(zhàn)時代的非敵即友模式，而是呈現出亦敵亦友的新格局。一方面在經濟上一些國家往來不斷加深，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彼此懷疑也有所增強。以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美關系為例，兩國既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并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在全球層面的多邊關系方面，近年來中國在與美國保持良好關系的同時，也拓展了與歐洲和俄羅斯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并且積極發(fā)展了同拉丁美洲、非洲、東南亞等美歐傳統(tǒng)勢力范圍內的國家的關系。中國旨在通過網狀外交化敵為友，在國際事務中建立更多合作伙伴�！岸�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中俄印外長會晤機制”等機制，以及中國與俄羅斯、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開展的廣泛的戰(zhàn)略對話，都已成為網狀外交的靈活范例。
　　第四，中國的崛起使當代外交的發(fā)展增添了中國元素。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中國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從地理和文化上顛覆了“歐洲中心論”，改變了國際政治東西、南北關系嚴重失衡的格局。就本質而言，當代中國的崛起將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體系發(fā)展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中國的崛起必然帶動中國理念、中國范式的世界擴展，這也將為新世界秩序的構建提供新的動力。
　　實踐的發(fā)展需要理論的創(chuàng)新。李渤同志多年來一直從事外交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經驗豐富。本書詳細梳理當代外交發(fā)展脈絡，并把實踐發(fā)展和外交理論建設巧妙結合。在2005年《新編外交學》的基礎上，本書吸納了當代國際外交學發(fā)展的最新成果，融匯了中國外交中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做法，體現了作者對外交學研究的新思考。
　　中國外交學研究的進步與國家的繁榮和發(fā)展是一致的，中國的外交學將與中國一同走向世界。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外交學研究中來，對于推動中國外交研究的發(fā)展，促進中國外交實踐的成熟與進步，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高飛
　　于外交學院